五四爱国运动中的欧美同学会会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欧美同学会的成立不过6年时间，在这场运动中，欧美同学会和欧美同学会会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天安门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为主要标志的五四运动,迄今整整100年。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导燃”、引发、影响和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早反对“二十一条”的是留学生,他们是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先驱;亲到巴黎和会大声疾呼收回中国主权,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也是留学生,他们是巴黎和会未能签约的最后直接促成者。

出席巴黎和会的多位留学人员代表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甚本上是留学生;在和会上舌战列强,力主收回中国主权,拒签和约的是留学人员!他们坚毅果敢、富有远见的行为,开创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坚持国家主权第一的先例,影响重大而深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协约国集团决定在巴黎召开和会。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问、随员在内三十几个人的代表团。

五位代表的顺序依次是: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五个人,前四位都是欧美同学会会员，陆征祥当时担任欧美同学会会长。

顾维钧(1888-1985)

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人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赴美国留学。次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国际法及外交学学士、硕士学位。

王正廷(1882-1961)

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896年考人天津北洋西学堂,1898年毕业,升入北洋大学法科。1905年应邀赴日本,在留日学生中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密执安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法律,获文学硕士学位。

施肇基(1877-1958)

字植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时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学习。1893年随杨儒赴美国,任驻美国使馆翻译生。1897年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00年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1902年又获文学硕士学位,成为该校毕业的第一名中国学生。

魏宸组(1885-1942)

字注东,湖北武昌人。早年留学比利时,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后任中国驻荷兰、比利时公使,外交部和委会筹委会秘书长。熟悉欧美情况,并擅长写中文公文。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表现

顾维钧不负重望,在巴黎和会上，以半小时的即席发言,雄辩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代表认为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的观点,简明地阐述了中国要收回山东主权的理由。

这是中国自晚清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理直气壮的发言,而且发言者是一个年仅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因此,顾一讲完,中国代表团首先鼓掌,随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英、法、美的其他代表也都跑来向顾表示祝贺,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说这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的卓越论述”。

但由于列强的蛮横无理,中国代表力争修改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努力未被接受。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问题应坚持保留,即使对拒签结果表示担优的人,也无人赞成无保留签字,中国代表再度显示了一致。顾维钧讲:“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他并“力争保留”。

中国代表团以拒绝出席和会签字的形式,在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交中第一次表现了对列强们的蔑视,为以后华盛顿会议收回中国山东主权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林长民等欧美同学会会员

在国内的努力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浙江绍兴人,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任蔡元培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干事。先后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林长民(1876-1925)

字宗孟,福建闽侯人。1897年中秀才。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后,历任福建咨议局秘书长等。1918年任大总统徐世昌的顾问。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以痛心疾首的文字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的文章,在北京首先公开披露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真相:“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证实:“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知。”这为北京密切关注巴黎和会事态发展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林长民力主“外交委员会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更重要的是:“5月3日,林长民获悉:政府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

也就是说,林长民利用身份和工作之便,把密电的内容告诉了汪。汪在焦急无奈的情况下,接受了叶景莘的建议速告蔡元培,意在通过蔡来发动学生游行请愿,造成国内舆论拒签的导向,阻止中国政府和中国代表签字。

巴黎和会召开以后,蔡元培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和中国外交动态。1919年2月23日,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讲演大会,蔡元培即出席并发表讲演,谴责了政府当局的秘密外交,要求国民起来加以纠正,提醒到会者尤须关心时局。

这应该视为他5月3日成功地诱导五四北大学生示威游行的思想基础。因此,他在获悉汪大燮从林长民处得来北京政府训令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消息以后,能果断地召集学生开会,隐秘地为五四运动点燃了导火索。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来源：留学生杂志

作者：周棉、彭钰堰

责编：韩腾千

编务：梁翠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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